河南郑州东站附近纵横交错的高铁线路。图/新华“万亿俱乐部”正在不断扩容。
宁波和郑州2018年度GDP首次突破万亿元，至此，中国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已有16个，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无锡、长沙、宁波、郑州。名单之外的城市也纷纷表明决心。“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产业发展拉动，用两到三年时间，让福州的GDP突破万亿，跻身‘万亿俱乐部’，城市综合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近日，福州市委书记王宁对媒体表示。
不仅是福州，GDP超过8000亿的佛山、济南、西安、东莞、合肥、南通等城市，也在候选名单上，这些城市都将进入“万亿俱乐部”作为近期发展目标。这场单一指标的城市竞赛，看上去简单粗暴，却越来越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指挥棒”。
万亿的意味“万亿GDP，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和发展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9000多亿和万亿从经济意义上差别不大，但它是一个标志。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6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96.97亿元，是中国内地第一个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2008年，北京GDP破万亿。
两年后，广州GDP超过万亿。2011年，深圳、天津、苏州、重庆4城的GDP也进入了万亿行列。武汉、成都在2014年跻身“万亿俱乐部”，杭州、南京和青岛、无锡和长沙的GDP依次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过万亿。宁波和郑州则成为2018年万亿俱乐部的新成员。
从进程看，万亿城市队伍的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目前GDP超过8000亿的城市有一大批，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速保持7％~8％，很快就会过万亿。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看来，万亿元是一个城市规模的边界，代表城市的能级和规模达到了新高度，“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城市，城市是经济的主要产出区。
城市的规模越大、能级越高，代表国家的整体实力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9.58％。
“经济中心完全在城市，城市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大。”胡刚认为，这表明了，当下中国已经进入到由数十个一、二线城市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前大多是以省为发展单元，现在中国逐渐进入到城市时代，有一批一、二线城市发展速度很快，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借鉴，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胡刚说。
他举例，国内很多城市都会找到自己的竞争“参照系”，以“成对”的方式出现，比如北京和上海、杭州和南京、佛山和东莞、福州和厦门等。很多城市都关注自己是否会被对手城市赶超，进而产生压力，推动自身发展。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也观察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除了企业竞争外，省与省竞争、城市之间竞争、县域之间竞争，甚至开发区之间也有竞争。
已经进入“万亿GDP俱乐部”的宁波时刻保持着危机感。“10年前南京落后宁波84亿，去年已高出宁波1858亿；武汉落后宁波210亿，去年已高出宁波3564亿；长沙落后宁波1091亿，去年已高出宁波343亿。”在2018年初，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一次大会上列举各种数字，说明城市之间面临严酷的竞争压力，“我们稍有懈怠就会被赶超”。
东北缺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2018年制作了一个图表，总结了当年14个万亿城市的分布特征。他认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成渝地区所构成的菱形区域是中国的经济重心。
张可云认为，这种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2019年宁波、郑州入围万亿城市，张可云现在回看当时总结的规律，发现仍然适用。近些年，中国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提到，城镇化前期是小城镇主导城市发展，中期由大城市主导城市发展，后期则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主导城市发展。万亿GDP城市的分布验证了这种理论。16城中，11个城市集聚在三大城市群。成都、重庆、长沙、武汉和郑州，则是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城市。
“国家竞争更多表现为城市竞争，并且越来越演化为城市群竞争。在这种格局中，中心城市或龙头城市起着带头作用。因此，万亿GDP城市的崛起至关重要。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万亿GDP城市和区域实力有密切联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苏南地区万亿城市多，有苏州、南京、无锡等城市，它们的发展跟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
同样，佛山、东莞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珠三角一带的产业链带动。“东部地区依然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东部率先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张可云通过万亿GDP城市分布，发现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不过，这个格局正在悄然改变。
陈耀认为，近些年中西部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快，“这些年经济增速最快的几个省，前几名都在西部。投资增速最快的在中部地区，因为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在逐渐凸现，比如交通便捷、内部市场大等，中部几个省的经济份额在不断提高。
”以武汉为例，武汉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基础条件好，拥有众多科研院所和传统制造业，在2014年成为万亿GDP城市。但武汉的地位曾一度被弱化。彭智敏回忆，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武汉的地位在不断下降。
2004年，国家实行“中部崛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武汉新一轮发展。目前，武汉自身实力不断恢复，区位和资源优势在逐渐显现。
接受采访的多位区域问题专家都提到，万亿GDP城市中，东北缺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的衰落程度，东北地区的城市集聚规模不大，带动作用有限，是东北地区在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可云说。
“区域基础如果没有发展起来，中心城市也很难发展。”胡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耀进一步解释，从发展经济学来看，发展就是结构演进的结果，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结构等。东北不少城市基础不错，但是城市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造成了城市的衰退、人口净流出、企业和投资人不断“撤退”，不能吸引要素资源进来，发展就会越来越困难。
省会城市崛起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近些年发展亮眼，成为万亿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群体。2008年前内地城市GDP排名中，武汉、成都分别排在第13、14位，郑州和长沙排在第22、23名，西安更是落在30名以外。而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武汉和成都的GDP排名上升到了第8、9位，GDP增速均超过8％，赶超杭州、无锡、青岛、佛山和宁波。长沙GDP增速为8.5％，上升到第13名，郑州排名第16位，西安的经济总量也进入全国前20强。
彭智敏观察，近些年，中西部诸多省份都在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提高首位度，这正在成为中西部一些地方发展的策略。以今年刚进入“万亿GDP俱乐部”的郑州为例，虽然拥有很好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但一直以重工业为支柱的郑州在过去发展并不起眼。但是近几年，郑州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发展提速。2016年，郑州入选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发改委在同一年印发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到：把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提升城市群竞争的首要突破口，强化郑州对外开放门户功能……形成带动周边、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核心区域。?2011年，郑州引入富士康，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转折点。随后华为、中兴、OPPO、魅族等厂商落户郑州，形成产业集群。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大幅增长，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郑州的主导产业之一。
2018年，郑州市外贸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占全省总额的70％以上，位居中部6省省会城市的第一位。“原来郑州外贸处于中间偏后，现在在中部区域遥遥领先，原因是举全省之力发展，还抓住了重大的机遇和项目。”彭智敏分析。
郑州在省内没有竞争对手，城市首位度极高。2018年，郑州GDP达10143.3亿元，而排名第二的洛阳，GDP只有4000多亿元。同样是“一带一路”重点城市的西安目前也在冲刺万亿GDP。2018年，西安的经济总量首次突破8000亿元，进入全国前20强，8.2％的增速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也因此入围万亿俱乐部的后备军。
张宝通介绍，过去西安多央企和军工企业，而在最近两年，招商引资一直是西安市的头号工程，这两年招商的数额要比前几届领导在任时的招商额加起来还要多。2018年西安新登记市场主体突破了50万户。
在彭智敏看来，中西部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资源、高教、金融等要素主要集中在省会，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作用十分关键。警惕“摊大饼”式扩张?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些城市冲刺万亿GDP、提升城市整体实力的做法。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莱芜市，将其划归济南市管辖。长期以来，省会济南的GDP在山东省内只能排第三，落后于青岛和烟台。2018年，济南仅以20多亿的微小差距勉强超越烟台。
而在合并莱芜之后，济南GDP则超出烟台1000多亿元，达到8862.21亿元，距离万亿俱乐部又近了一步。同样的例子还有西安。2017年，西安市代管陕西省内经济增速最快的西咸新区，新区内原来咸阳部分的GDP便纳入了西安。对此类做法，彭智敏认为，用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城市影响力，是一种最简单的做法，有些投机取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数字游戏，一些城市做加法，而另一些城市做了减法，从更大的区域来看，没有实质变化。
”“有些城市的行政区划确实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可以适当调整，但这不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根本办法。”彭智敏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莱芜城市太小，发展不顺利，通过济南带动莱芜，有积极意义，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以此冲刺万亿GDP或者成为中心城市，并非最优解，“更好的方式是提高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优化区域间的合理分工。”陈耀也认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不值得鼓励，一个城市的发展，最终还要靠内生增长动力，靠创新来带动。
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张宝通是西咸一体化的首倡者之一，他认为行政区划调整符合中西部城市的实际。“长三角、珠三角的很多镇比我们西部一些地级市都厉害，中西部地区只能靠发展中心城市带动。
”他举例，上世纪80年代，成都和温江合并，成都一夜之间从中等城市变成特大城市，和西安拉开了差距。城市发展空间增大，吸引了很多市场资源，世界500强企业、外资银行、企业中西部总部纷纷落户成都。
“合肥过去面积很小，在发展机会上被南京一直压着，后来把巢湖合并过来，生态环境改善，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更能发挥省会城市的作用。”张宝通说。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以GDP作为城市竞争唯一指标的简单化思维。“有些城市的发展受到环境和资源束缚，比如区位不好、生态脆弱、人口少等，这些城市要发展起来进入万亿俱乐部，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陈耀说，按照人均GDP衡量，更有可比性和科学性，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可比性，“要全面地看待GDP，不能单一看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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